導論（節錄）

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發生四十年來最急劇的變化，我們通常將這個時間點標誌為「解嚴」的開始，以此預告一個具備多元文化的市民社會以及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治時代即將到臨。從反對黨成立、威權體制瓦解、報禁解除、言論尺度鬆綁、開放大陸探親等等，一連串政治性的改革使得原本封閉禁錮的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自由活潑的氣息。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婦女、同志、原住民、環保、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強化解嚴後的台灣人民對國家機器的批判意識。國家認同、族群、階級、性別、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等等議題，也因國內外政治環境改變以及台灣經濟能力的提升，相對受到更多的重視。

擺脫過去威權統治時代的箝制壓抑，解嚴後爆發的旺盛活絡的社會力、表現在文化層面上的熱鬧喧囂狀態，以及時時躁動不安的國家定位與身分認同問題，莫不成為人文社會學科高度關注的範疇。解嚴後的台灣文學，帶有鮮明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與「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文化屬性，不僅突顯文學創作前所未見的駁雜性與多變性，更做為當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快速變遷與複雜形構的重要表徵之一。此中不少優秀的作品都能將現實問題化簡為繁，引發層層反思、批判、對話的可能。大量翻譯轉介的西方思潮，為台灣當代文化場域提供反叛舊秩序的理論基礎，也為文學藝術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觸媒和現實動能。活躍在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者，開始採取後結構主義的思維邏輯來思考問題，並且形諸於創作。

在目前已被普遍接受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當代文學挑戰、打破傳統美學成規的藝術性表現。例如孟樊列舉了台灣後現代主義詩的七大特徵：「文類界線的泯滅」、「後設語言的嵌入」、「博議（bricolage）的拼貼與整合」、「意符的遊戲」、「事件的即興演出」、「圖像詩與字體的形式實驗」、「諧擬的大量引用」（2003）。對此，廖咸浩也有類似的看法與分類：「文字物質性的深掘」、「日常感動常在無心處」、「政治議題與文本交歡」、「情慾的歡慶、無奈與顛狂」、「網路文化與想像未來」（1998：36-50）。至於解嚴後的台灣小說表現，不論是強調解構主體性、去歷史深度、身分流動多元，抑或者關注族群和性別等文化建構過程、重構國家與族群身分、致力本土歷史的挖掘與架構，這些大多是奠基在廣義的後現代思維下所衍生的闡釋。因此，當我們看到「政治解嚴、文字解禁、身體解放」、「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專撒謊」，或是「歷史流散，主義量產」（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編輯前言）諸如此類對於九○年代小說的描述，都鮮活地概括出當代文學百無禁忌甚且多元張狂的時代特質。

過去的二十年間，我們常見借用「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反駁「單音獨鳴」（monoglossia）的語言觀，來描述解嚴以降活潑、豐富且難以劃歸的文學書寫現象。走過二十世紀末，我們在新世紀初應該沈澱以往那種激動和焦躁的情緒，重新回頭檢視過去二、三十年間台灣社會文化場域變動與文學生產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再次調整觀看的焦距，我認為自解嚴以迄整個九○年代的台灣小說，不應該只有從題旨、技巧和美學意識上表現其豐富（aboundance）與華麗（florid）的特質，事實上更應該注意到當代小說美學發展已過度飽和（oversaturated）甚至出現疲軟（exhausted）的狀態。幾經思量，我決定採用「奢華」（over-luxuriance）一詞來取代以往「眾聲喧嘩」的概括，不僅希望能夠更精準地掌握解嚴後台灣小說的美學特質，也可以進一步連結當代小說的藝術形塑、美學意識與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脈動。

本書所謂美學上的「奢華」，有著兩種看似對立、實則相互依存的複合意涵。「奢華」美學本來就直指「奢」（excess）與「華」（florid）兩種同存並置的條件。因此，「奢華」可以是意謂華麗豐富的正面修辭，同時也可以是指涉奢侈揮霍、過度消耗的負面意涵。從九○年代的台灣小說裡不難察覺，有一種注重感官、強調細節鋪陳、知識炫耀、文字煉金、形式浮腫、結構迤邐的「奢華美學」正在流行。這裡不妨先就朱天文、朱天心、舞鶴、施叔青小說所表現出來的「百科全書」風格為例，來稍事說明我所謂的「奢華美學」。

朱天文、舞鶴等人在九○年代以後的創作，偏好引錄各種龐大的知識內容，包括歷史資料、科學資訊、名哲嘉言、學術論述以及日常生活細節，並且刻意突顯個人對這些知識的另類／感性詮釋。這個現象可從一九九○年朱天文出版《世紀末的華麗》一書做為肇端。朱天文在〈世紀末的華麗〉這部短篇裡大量描繪細膩的感官經驗，例如對流行時尚的如數家珍、衣飾和花草一類細節的描摹、建築物設計的欣賞耽溺等等。文本表現出對形式、意符、物品表象的高度關注姿態。又如朱天心的〈古都〉，似乎是刻意要營造某種過度負荷的閱讀效果──小說不僅透過敘述者過去和現在經驗的對比來堆疊各式各樣記憶，另外還龐雜地援引了包括歷代文獻、殖民記載、地方縣志，以及勞倫斯、梭羅、萊特、佛洛斯特等作家的文字。舞鶴的《餘生》企圖紀錄原住民部落文化，文本集各種書寫形式於一爐，包括田野調查、報導文學、民族誌、以及小說的虛構想像等等，不僅翻轉讀者對小說形式的認知，也不斷挑戰閱眾的品鑑耐力。至於施叔青在《微醺彩妝》裡引經據典、砌築材料，戮力刻劃二十世紀末台北的全球流行文化現象。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紅酒、香水、名牌服飾乃至音樂、建築、繪畫藝術各方面急欲表現出來的傲人文化素養，可能要超過文本實際能夠傳遞的意涵。

當代台灣小說帶有鮮明的「智性化」傾向，這更是加速奢華美學形塑的重要原因。舉例來說，李昂、張大春以及平路無疑是當代文學思潮的代言人，他們的創作往往是抽象深奧理論的註腳，與台灣社會時興的議題有著高度契合的關係。在八○年代即為媒體寵兒的張大春，對小說形式的過度實驗便被視為是智性的賣弄和技巧表演。從歷史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鄉野傳奇乃至他自己發明的新聞小說、週記小說，張大春對形式的不斷研發，似乎是想藉此見證作者本人的「否定論」文學信仰。平路的小說刻意遺留互文與後設的書寫印跡，例如〈五印封緘〉匯合不同領域的各式文本：經典小說〈傾城之戀〉、電影〈前世有約〉和〈竹籬笆外的春天〉、港劇〈上海灘〉、新約啟示錄、馬奎斯筆下的黃蝴蝶等等，在凸顯創作者才情的同時，也挑戰閱讀者的文本閱歷。又例如九○年代的李昂，其小說創作一本她向來偏愛的性題材，並藉此帶出性別、經濟、權力、情慾、政治、國族等一連串糾纏關係與複雜議題。這些作品為當代人文學科提供一連串豐富的論述材料，也為時下流行的社會議題創造出更具辯證性的想像空間。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進行多重組合搭配，不斷衍生各種文本分析公式，例如國族＋女性的搭配，歷史＋記憶，性別＋情慾，乃或者國族＋情慾＋階級等組合，逐步帶出看似複雜、實可預期的詮釋套式。

解嚴後的「奢華」文學，直指「奢」（excess）與「華」（florid）兩種同存並置的美學條件，應該可以從上述小說例證裡略見一二。這些發生在台灣當代小說藝術形式上的變革，自然招致褒貶不一的評價：

不是浮而不實的「使命文學」，就是只是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後現代文學」。這些當代作品好像都只在「耍」什麼，而不是在「思考」什麼、在「寫」什麼，我為什麼要花時間去看他們「耍」？（呂正惠 1993，引自鄭喻如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