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芳宜〔國際知名舞蹈家〕
夏林清〔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陳文玲〔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X書院@創意實驗室總導師〕
駱以軍〔知名作家〕

〔推薦序〕
為什麼是我？

美娟說話直白，「妳知道嗎？我恨透了政大廣告系。」十年前重逢，這是她開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而我個性怯懦，當她邀我寫序，我不敢多問，立刻在密密麻麻的記事本裡用紅筆以星號標註了這件工作的必要與急迫，但心裡始終納悶著，如同美娟在「靈性書寫」部分劈頭就問的那個問題：「當書寫者開始反思嵌卡在種種複雜處境中的故事時，他們最常浮現的疑問往往是：『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
因為我寫了《多桑與紅玫瑰》這本疑似自我書寫的媽媽故事書嗎？
說「疑似」，是因為二○○○年出書前，我從未聽聞書寫療癒、女性敘事、生命故事書寫這類字眼，但我清楚記得一九九六年媽媽過世後，從小跟著爸爸長大的我，每每因為思念她卻想不起有什麼事情可以思念而流淚，張娟芬對我說：「那妳就從眼淚開始寫吧！」因此，我展開了一段長達四年，用文字找媽媽的旅程。
這樣就是自我書寫療癒嗎？我其實不確定。但書寫的最初，我經常邊寫邊哭，隔一段時間再把稿子拿出來看，總又發現未竟之處，於是修修補補，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邊寫邊哭的時候少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邊寫邊笑。這個歷程，完全符合小說家羅柏森．戴維思（Robertson Davis）的描述：「如果你思量生命究竟是什麼，則悲觀論是很簡便的出路。……只寫悲劇小說相當容易，但是如果論事稍微平衡一點，你就會為其中出現的喜劇、歧義與嘲諷感到驚奇。」
讀完這本書稿，我更確定當年做了一件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事，就像美娟在書裡說的，「創傷是我一部分的印記，但並不是生命的一切。」但唯有透過書寫，我才得以穿越生命前期的烙印，接納自己是一個擁有獨特成長經驗所以擺盪在出門與回家之間的個體，從此安心地往中年去。

為什麼是我？
小心眼如我，也想過美娟邀序，會不會是為了平反她曾在政大廣告系所受的苦？
我的老師馬賴．撒普（Marye Tharp）曾到智利某所大學廣告系客座半年，回來後告訴我，那些四、五十歲，擔任廣告公司老闆和創意總監的人，當年幾乎個個都是共產黨，難怪南美洲的廣告經常有種憂國憂民的氣味，那樣敏銳和批判的身世，似乎更容易孕育與社會現實緊密牽連的創意養分，「不做共產黨，就做廣告人！」馬賴笑著如是說。